《作家文集:亚美利加随想》故园忆往
罗伯特·平斯基(Robert Pinsky) [作者简介]:罗伯特·平斯基(Robert Pinsky),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研究生写作专业教师,兼任网络杂志《石板色》(Slate)诗歌编辑,经常作为撰稿人在公共电视台《吉姆·莱勒新闻时间》(The Newshour with Jim Lehrer)节目中朗读诗作。 2000年发表近作,诗集《泽西雨》(Jersey Rain),由法勒-斯特劳斯-吉鲁(Farrar, Straus & Giroux)公司出版。诗集《花车巨轮:1966-1996 新诗与诗选》(The Figured Wheel: New and Collected Poems 1966-1996)获普利策奖提名,并荣获勒诺·马歇尔奖(Lenore Marshall Award)和英语协进会(English-Speaking Union)大使图书奖。获得的其他奖项有雪莱纪念奖(Shelley Memorial Award)、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奖(the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Prize)和洛杉矶时报图书奖(the Los Angeles Times Book Award)。他翻译但丁的《神曲·地狱篇》(The Inferno of Dante),译作畅销一时,荣获和霍华德·莫顿·兰登翻译奖(the Howard Morton Landon Translation Prize)。 任《美国最受欢迎的诗歌》(American's Favorite Poems)和《诗作选读》(Poems to Read)的共同编辑,两部诗集都出自他主持的"最受欢迎的诗作"工程(Favorite Poems Project)。散文作品有《诗的声韵:简介》(The Sounds of Poetry: A Brief Guide)、《民主、文化与诗的呼声》(Democracy, Culture and the Voice of Poetry)等。 1997年至2000年荣膺美国桂冠诗人称号,此间曾倡导"最受欢迎的诗作"工程,记录诗歌对美国文化的贡献,着眼提高和弘扬诗歌的地位。该工程除推出上述诗选外,还制作了50个录像短片,介绍美国人如何朗诵和谈论他们喜爱的诗歌,同时开辟网站www.favoritepoem.org,供播放这些录像短片,还为师生建立了讨论区。 平斯基与夫人埃伦·平斯基(Ellen Pinsky)博士住在麻省剑桥(Cambridge, Massachusetts)。 我在一座小城镇长大成人,镇上有一位祖父辈的亲戚,经营着一家颇有名气的酒吧,与市政厅隔街相望。政界人士和警员们常常光临酒吧饮酒。我十岁那年,时任朗布兰奇(Long Branch)警察署长的先生在上世纪20年代曾是这位长辈的雇员。那年头买卖烈酒属非法行为。我的另一位长辈为新泽西州朗布兰奇的大部份店铺擦窗户。我父亲担任验光师,还是当地的著名运动员。他曾在朗布兰奇高中就读,被评为班级里"最英俊的男生"。他和我母亲在那里上学时相互认识。我叔叔伯伯、婶婶阿姨、远房和嫡亲兄弟姊妹,包括我自己,都在那里上过学。 在这样的地方,总会有故事,仿佛无所不再 ── 你父亲或他听说的某人是否遇到过这种情况?他那一代人或过去的某一代人是否也有同样的体验? 这些故事活龙活现,似乎成为容纳一个个人物的临时空间,犹如一种死者拥有财产的形式,快乐湾(Pleasure Bay)是朗布兰奇的一个地区,距中下层居民生活的街区不远。我父亲和我在孩提时代都在这里住过(住的房子位于同一个街区): 《快乐湾记事》(At Pleasure Bay) 快乐湾河畔垂柳成行 我如何理解纳粹主义在这首诗中淡入淡出的历史氛围?我是否可以否认对美国人的成见,不承认他们的生活缺少历史的共鸣,象孩子一样满足于现在,在缺乏自知之明和自省的情况下沾沾自喜?我已习惯在历史中留连忘返,但这并非完全是一种辩词:还有什么比乡愁更缺乏历史感? 我希望我的诗表现的是失落,而非乡愁,如同那名男高音唱着意大利咏叹调,宛如剧院的断壁颓垣,都流露出历史的失落。往往细小的物品就能达到应有的效果: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的杰作《瓷器上的歌》(Song on Porcelain)这首诗叙述了波兰在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的惨状。成千上万的人被屠杀,家家户户有人哀泣,华沙沦为一片废墟。米沃什写道: 所有的破碎和失落, 我记得这首诗曾在伯克利(Berkeley)遭人嘲讽。我想那位发表如此评论的人原来可能希望米沃什说,所有的破碎和失落,唯死难的犹太人最让他悲伤。 此话当然不言而喻,但也完全失去了破碎的欧洲瓷器透出的历史感。这款瓷器产于自诩文明之地的旧时代欧洲,茶具上绘出一幅村姑放牧图,而这件小小的物品已伤痕累累,支离破碎。 我也对自己的诗提出这些问题,由此引发了一番如此苦心的对比,或多或少是因为全国对某一个日期难以忘怀。2001年9月11日过后几个星期,一位好心读者读了我的诗,对我提出建议说,对于以波音767为大规模杀人武器撞入世贸中心大楼和五角大楼的自杀式攻击事件,应该有美国诗人为之命名。但是早在那个时候,这些事件就已经有了名称,就以那一天的日期为名,在惊魂未定之时为举世所公认,既非作家杜撰,也非官方钦定。 这里有一件对我们很新鲜的事。欧洲的街道和广场往往以日期命名,南美洲也是如此,我们这里则不同。有些国家甚至连月份,如"十月(The October)"或"八月(The August)",都诉说着一段与社会命运休戚相关的故事,多姿多彩,有头有尾,其中沧桑巨变与奇耻大辱相互交织,英雄豪气与恩怨情仇层见迭出。 除7月4日这一天以外,美国社会并不采用日期作为事物的简称。美国内战充满血腥味的一幕幕历史往往以地名著称:安蒂特姆(Antietam)、葛底斯堡(Gettysburg)、夏洛(Shiloh)、安德森维尔(Andersonville)。我们的劳工运动和民权运动则以人物为标志:萨科(Sacco)和万泽蒂(Vanzetti)、罗萨·帕克斯(Rosa Parks)、切尼(Cheney)和施韦尔纳(Schwerner)。"November 22"(11月22日)这个日期有一定的份量 ── 而且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11/22 前后数字对称── 1963年的这一天似乎象征着远大政治和文化理想的破裂,但其意义更带有个人或家庭色彩,成为我国国家形像的重大展现,具有超越现实的象征性。可能只有1968这个四位数能激起持久不衰的感情力量,以日历上简单的记载唤起波澜壮阔的时代记忆,因为这一年是暗杀事件屡见不鲜的一年,是乱象丛生的一年,也是总统竞选以悲剧和闹剧收场的一年。从1776年至今,只有1968与1789、1848(欧洲革命风起云涌的一年)和1914等数字的意义最为接近。耶茨(Yeats)的《1916年复活节》(Easter 1916)听起来也完全不像美国的诗歌标题。在美国,我们总是回避以年月日的简略形式描述重大事件,是否因为全体国民本能地眷恋飘渺朦胧、不会稍纵即逝的乡愁的天堂? 我对这种可能性并不感到高兴。我觉得自己从小就对历史有些痴迷。我经常有某种怀旧感,这种感觉与生俱来,始终属于我内心难以言宣的爱虚荣的一面 ── 尽管很不成熟,而且还带有梦幻的色彩,但我当年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坐在车内观看旋转式铁桥缓缓转动,线性的道路出于某种需要时而断开,犹如诗歌可能出于某种需要打破线性的时间序列。 我的曾祖父曾祖母是来自东欧的犹太移民。他们的移民故事或许也体现了希望抹去日期和细节的内心。正如福克纳作品中荒蛮的未来创世纪人物,移民 ── 或许尤其是犹太移民 ── 有时会脱离他们的过去。 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我们最具有教益的核心历史,最接近于史诗高度的故事,即文艺复兴时期所谓具有教益和启迪心智的"正史",说的是人们通过一代人的努力或在更短的时期内成为美国人的可能性。我国的种族隔阂在很大程度反映了这些事例与非洲奴隶的经历形成的强烈对比。非洲奴隶长期被排斥在这个过程之外,直到最近带连字符的African-American(美国非洲裔)一词才暂时被纳入我们的语汇。 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犹太人和其他族裔的移民史与我故乡小城的辉煌历史交相辉映。让我暂且充当意大利人所称的campanilista,也就是乡镇钟楼的指针吧。 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曾到新泽西朗布兰奇的海边度假地游览。著名的19世纪赌徒在在朗布兰奇捐钱给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消防公司,正如讲究体面的名流捐钱给大学一样。在朗布兰奇,精力旺盛的戴蒙德·吉姆·布雷迪(Diamond Jim Brady)为了讨莉莲·拉塞尔(Lillian Russell)的欢心,在黄昏时分一起乘坐早期的电气汽车沿着海岸兜风,座仓内灯光明亮,开车的司机位于暗处,人们只看见身材高大、身穿精心剪裁的带褶衣裙的恋人坐在车里,仿佛观看百货商店的橱窗展览。三辆备用车静悄悄地跟在他们的座车后面,每一辆都配备了专用司机,以备主车发生故障。 在同一条大道上,格兰特总统(President Grant)曾和他的马队一起骑快马疾行。 哈泼杂志(Harper's)也曾委托温斯洛·霍姆(Winslow Homer)来此作画,霍姆的作品"新泽西朗布兰奇"(Long Branch, New Jersey)现被波士顿艺术画廊收藏。那年6月,加菲尔德总统(President Garfield)在首都华盛顿一火车站被政治狂人吉托(Guiteau)开枪击中,当时总统正前往朗布兰奇度假。在这之前,吉托曾追至朗布兰奇的教堂骚扰加菲尔德,现在这所教堂名为"六总统教堂"(The Church of Six Presidents)。加菲尔德总统受枪击后又捱过了好几个星期的日子,在华盛顿炎炎夏日里饱受折磨,因为当时有一颗子弹尚未找到,接受这份光荣任务的医生们迫不急待地把手指伸进加菲尔德的伤口寻找子弹,然而他们还不了解可能造成病毒感染。由于波托马克(Potomac)一带地湿很重,同时为了避开令人难熬的炎热,人们用垫子把总统抬进一节很特别的火车车厢,离开白宫悬挂的浸透冰水的不起任何作用的穆斯林床单。这节车厢装满了冰块,还安装了特制的弹簧,沿着海岸往北向朗布兰奇驶去。当时工人们日以继夜建造一条从爱尔伯龙(Elberon)车站通往海边别墅的铁路支线。旅馆人员还为工人们送来咖啡和三明治。这条铁路支线按时完工,让加菲尔德乘坐的列车通行。加菲尔德躺在同一张垫子上从车厢被抬进了别墅,在大西洋凉爽的微风中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几个星期。 我还可以继续说下去。这一串串故事就是永不停息的钟楼指针campanilista见证的乡土历史。这个小镇的第二段光辉岁月是20世纪第一个十年。当年小镇为来自纽约和费城的中产阶级家庭提供了消闲享乐的去处。从纽约驶来的船只载来一批批乘客,不是到剧场观看夜戏,就是在普莱斯旅馆的水上餐厅进餐。来访者多半是犹太人或意大利人,当地的商人也大都是犹太人和意大利人。我在《快乐湾记事》这首诗里提到的赛马场使这个地方多少有些声名狼籍。 20世纪50年代,我还是个孩子,那时小镇已经失去19世纪的辉煌和20年代的繁华,只剩下一条光泽逐渐暗淡的海滨大道,路边排列着蛤蜊吧、儿童游戏车、好运大转盘、弹球游戏机房和各式糖果售货柜。一年中的很大部份时间,夏季度假村一片萧苏凄凉,以往最热闹的度假村常常倍感落寞。"这个小镇已风光不再。"我在成长的过程中,经常听见人们发出这种听天由命的感叹,述说众人共同的伤感,我头脑中有多愁善感的一面, 也很容易受别人影响,因而很难有效地辨别商业的衰落和总统的去世有什么不同。 我祖父平斯基经营的酒吧"百老汇酒屋"(Broadway Tavern)和加菲尔德-格兰特旅馆(Garfield-Grant hotel)在同一条街上。这家旅馆以已故总统加菲尔德和格兰特命名,至今典雅如初。在我脑海里,这两位总统的平民风格和历史地位往往与"百老汇"这三个字相互融合,而"百老汇"似乎一头接通曼哈顿,一头连着酒香扑鼻的酒屋大门。在繁华的20年代,我家在经营酒吧前曾从事非法烈酒的贩运和销售。民间帮派蜂起时期的种种传闻往往穿插着这个小城镇夏季白宫的故事。 这些扑朔迷离、雾霭重重、深邃莫测的过去似乎背离了日期的顺序。但是日期本身最终也带有尽人皆知的伤感,受到社会意识的愚弄和歪曲,或者经过编织成为粉红色女装那样的材料,或者加以提炼变成杀人的武器。敞篷车内保罗与佛朗西斯卡(Paolo and Francesca )式的恋爱故事、幸免于难的夫妇、一艘艘船只的名称、咏叹调的歌声、水上剧场等等,都属于难以忘怀的过去,无不来源于上游河段我们面临黑暗或者光明的时期,桩桩件件都与我们的渴望和快乐息息相关,也体现了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笔下"死亡的漫漫长夜"的意蕴。 译注: 朗布兰奇(Long Branch),新泽西州地名 制作日期:
2005.12.02 更新日期:
2005.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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